3月15日，全國兩會閉幕當日，中紀委發布消息，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接受組織調查。3月18日，仇和被免職。對于有關仇和的這個消息，莫正才老人很關心。仇和是近20年來中國官員群體中最具爭議的“明星式”人物，從江蘇到云南，其行政軌跡一直伴隨著以大拆大建為典型特征的各種“大手筆”。而經過一番抗爭，莫正才老人的小院以及他所在的村莊最后于仇和強力推進的“城市化”中“幸免于難”。(鳳凰網3月30日)

　　但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人治傳統的國家，要在短時間內根除傳統思想的影響，并非易事。一有機會，少數人心目中的特權思想、人治觀念、官本位思維就會溜出來作怪。為了“提高效率”，應該履行的程序就被省略;為了“跨越發展”，法律法規的“紅燈”就視而不見。更有甚者，有的人手中有了權力，法治原則就成了“對人不對己”的約束，就有了挑戰法律的資格。這些破壞法律準則、無視法治尊嚴的做法，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。

　　古有“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”的古訓，今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宗旨，更有國家公務員是人民的公仆的諄諄告誡。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并用來服務人民的，地位是組織給予的是用來造福人民的。

　　為人民服務得好，權力運用得好，人民就會支持你，更加擁護你;反之，你將權力作為為己謀利的工具，把官位當成地位，群眾就不會答應，就會把你拉下馬來。

　　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文化，“官本位”思想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。“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”，“封妻蔭子、光宗耀祖”，因此，一些人“以官為本”，一切服從于官級地位，把做官、升官看作人生最高的價值追求。而一個單位的官職等級有限，于是就在副職上“做文章”。一個正職下配置6至8名副職，甚至更多，這就滿足了相當一部分人想“當官”“當大官”的心理需求和利益需求。

　　一些地方的干部將公權力淪為私用，對規章制度不屑一顧，并以此作為自己炫耀、打人、出“雷語”的資本，讓手中的權力昂然“裸奔”。我們還要筑牢提升官員素質的第八，讓官員權力無法尋租。在適當“削權”的同時還加強監督管理。官員不能肆無忌憚使用權力，便沒了狂妄的底氣，也就有了直面問題、直面群眾的的勇氣。

　　作者：章張龍